文/蕭衡鍾
「一帶一路」的提出，與中國大陸國內外環境因素息息相關，在全球經貿實力消長的過程中，中國大陸展現出高度的企圖心，積極主導建立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國際新秩序，抗衡過去以美國及歐洲國家為中心的全球治理結構、擺脫以美國核心利益為出發點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同時，加上國內經濟面臨到新的成長動能需求以及海上石油交通安全之考量，都是「一帶一路」成形之重要關鍵。
特別是經濟發展所需，促使中國大陸對於海外能源的需求也逐漸升高，在二○○二年開始中國大陸的進口石油依存度逐漸攀升，至二○一六年中國大陸的進口石油依存度已超過六十五％，背後隱藏的是中國大陸的能源安全問題正逐漸嚴重，而中國大陸的石油進口來源主要是中東國家，必須透過海上運輸的方式運送至中國大陸，其中航線橫跨波斯灣、印度洋及南海，路途範圍廣大且尚須經過荷莫茲海峽及麻六甲海峽等重要海峽，在部分區域恐怖主義盛行，且中國大陸海軍勢力尚無法擴及整個航線範圍的情況下，使得途中的海上交通安全成為中國大陸海外能源生命線的重要挑戰。
「一帶一路」的優勢在於其帶來的龐大經濟效益，並能為參與國帶來滿足基礎建設之需求，在沿線國家缺乏足夠的資金、技術及資源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提供了「一帶一路」方案，提供參與國相關融資借貸、技術人才及相關資源，幫助參與國加速打造重要的基礎建設，建設落成後，緊接而來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緊密的貿易商機，在足夠的經濟誘因下，促使沿線各國願意參與其中。
但也因「一帶一路」軍事安全戰略意義的存在，包括解決中國大陸海上能源安全的問題，透過多元化進口能源管道的方式，來降低對麻六甲海峽的依賴，同時透過港口節點的取得，強化中國大陸在印度洋上船隻補給的能力以及控制能力，也引起部份國家的反彈、或是沿線參與國內部的政策爭論，形成了「一帶一路」的劣勢。
「一帶一路」的爭議在於，中國大陸因整體實力的逐漸強大，造成周邊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產生地緣威脅的認知，加上中國大陸在國際外交事務及主權領土上的強硬作為與強勢態度，以及常以「經濟牌」作為外交折衝手段的手法，反促使周邊國家尋求與美國、日本等國的合作，包含經濟及軍事上的合作來達成對中國大陸之實力均衡。
此外，諸如像是作為「中巴經濟走廊」延伸的瓜達爾港於二○一五年將使用權移轉給了中國大陸國有企業，租期為四十三年；而斯里蘭卡政府也因債務問題，在二○一六年十二月正式將離繁忙的遠東至歐洲國際主航線僅十海浬、具備國際中轉深水港良好地理位置條件的漢班托塔港的資產和經營權移轉給中國招商局集團，該集團以十一．二億美元取得港口的七成股權，並且租用港口及周邊土地達九十九年；還有在二○一七年傳出，中國大陸在完成皎漂港的相關建設後，將以七十％股權取得最長達七十五年的營運權以連結至中國大陸昆明的「中緬油氣管道」等例子，也讓部分人士認為影響到了當地國的主權與發展主導權、對於是否會形成中國大陸對當地國的某種宰制或剝削關係感到擔憂。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之推動，或許是要先消弭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負面言論與認知，才能夠有效地將「中國夢」與「世界夢」進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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