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經濟詭譎多變 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
文/蕭衡鍾
美中兩國關係從密切合作、相互競爭到美國抗中，應證了在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經濟上「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這句老話。在川普二次執政後，美中關係的走向是否會重回複合相互依賴，值得關注。
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伊提出了「複合相互依賴」的三個基本特徵：首先是國家之間交往管道的多樣化，各社會之間的多管道聯繫，包括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繫或對外部門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繫、跨國組織等；其次是缺乏主導性議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中，討論議題包括許多沒有明確的或固定等級之分的問題；再來為軍事力量作用的下降，當複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一國政府不在本地區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國政府使用武力。
美中兩國複合相互依賴的概念體現
在國際交往範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與擴溢，美中兩國之間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美國宣佈與台灣斷絕正式邦交關係，美中兩國也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建交之初，由於冷戰的國際格局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等因素，美中兩國之間對話合作機制僅有六個，且主要集中於高層政治與經貿合作領域。
九○年代前後，世界風雲突變，隨著蘇聯解體、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與改革開放、以及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美中兩國之間的對話與交往也進入一個起伏和動盪的時期。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九一一事件的爆發使反恐議題成為美國全球戰略任務的第一要務，在反恐議題上，美中兩國迅速達成一致陣線，借助反恐合作這個契機，美中兩國關係迅速回升，多種對話機制也全面展開。
二○○一年十二月，中國大陸正式加入WTO，兩國之間的跨國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也迅速在彼此領域活躍起來。到了二○一一年一月，兩國發表《中美聯合聲明》，確認中美雙方將共同努力，建設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提出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大國關係，算是與歐巴馬將中國大陸視為「建設性夥伴關係」相互呼應。
至二○一七年四月，習近平與川普舉行海湖莊園會晤後，首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話、首輪中美社會和人文對話、首輪中美執法及網路安全對話等合作依次在美國華盛頓舉行。這些過往經驗，都可以說是美中兩國複合相互依賴的概念體現。
美中兩國複合相互依賴的合作需求
美中兩國外交關係起起伏伏數十年，可以說從中央到地方、從企業到政府、從官員到民眾，中美雙方業已建立了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多個領域廣泛、深層且多樣的對話合作機制。
總的來說，美中兩國貿易關係存在幾個特色，首先是美中兩國貿易體量大、領域廣、交織深，從相關數據資料中可得出佐證；其次，美中兩國雙方在雙邊貿易中均是受益者，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大批外資企業來中國大陸投資建廠，組裝製造產品，銷往全球市場，中國大陸的順差大多是承接了過去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對美的貿易順差轉移，而美國從設計、零部件供應、行銷等環節卻獲利巨豐。因此在全球價值鏈中，貿易順差反映在中國大陸，但利益順差在美國，總體上雙方互利共贏。
同時，美中兩國貿易的互補性高於競爭性。美中兩國經貿合作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產業分工、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結果。美中兩國在經貿合作中都有著自己的比較優勢，通過對美中兩國貿易資料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在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中，美國多依賴中國大陸，而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情況則恰恰相反。
中國大陸的優勢是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製造業，製造業占全球製造業的比重超過二十五％，在五百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大陸有二二○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是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而美國全球領先的科技實力的優勢，使其產品設計、研發能力獨步全球，牢牢佔據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制高點。
可以說，美國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中國大陸則位於中低端，美中兩國雙邊貿易的利益分配是不矛盾的，在美中兩國貿易相互補充、深度交織的情況下，川普首任執政時掀起的貿易戰更像是一場「零和遊戲」，全面爆發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
在政策議題方面，美中兩國需要通力合作，解決全球公共問題，謀求合作共贏。隨著美中兩國之間交往的多元化、深層化，美中兩國之間各層次的利益也逐漸多樣複雜，在包含能源安全、糧食問題、恐怖主義、生態環境、太空開發、金融匯率、疫情防控等一系列全球公共問題進入兩國外交議程之中，決策者們對這些更加多元、更為廣泛的問題關注絲毫不弱於傳統外交議程中的軍事安全、意識形態和領土爭端等問題。
面對全球公共議題 也需要區域大國的支援與合作
儘管美中兩國的價值觀念、政治制度與決策體制有所差別，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美國作為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很多全球公共議題上逐漸顯得力不從心，其也需要像中國大陸這樣崛起的區域大國的支援與合作方能成事。
而中國大陸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中，也樹立了自身的義利觀，以「做一個負責任的社會主義大國」積極履行國際責任，彰顯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美中兩國進而也在全球治理的很多領域達成了諸多共識，進行了良好的合作，最顯著的例子有以下兩例。
其一是二○一四年西非地區突發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不斷告急，不僅嚴重威脅疫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很快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場共同挑戰。中國大陸積極回應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和非洲團結聯盟的疾呼，同時積極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實現良性互動，相互支持和配合，攜手援助非洲國家抗擊伊波拉病毒。時任美國總統的歐巴馬便高度評價中國大陸所發揮的引領作用，表示中美兩國的合作向世界釋放了積極信號。
其二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與川普的「川金會」的歷史性會晤在新加坡順利舉行，中國大陸在其中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會見川普之前，金正恩兩次到訪中國大陸，而他前往新加坡所乘坐的飛機正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波音七四七。
儘管川普首任執政時轉為與中國大陸交惡，所掀起的貿易戰更造成國際分工體系的供應鏈各自「站隊」與美中技術標準對壘，但接任的拜登政府則是在華府各界普遍「抗中」的主流共識與政策脈絡下，提出了美中兩國正處於競爭、合作與對抗並存的「戰略競爭」狀態，可以說是善用了共黨統戰理論中「一手軟、一首硬，兩手都要硬」的策略。
拜登政府一方面在國際公共事務如氣候治理上尋求與中國大陸的合作，另一方面又在大國政治外交、地緣軍事戰略、新興智能科技等領域與中國大陸持續競爭與對抗，卻又在軍事上保持不跨越正規武裝衝突的門檻，應證了在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經濟上「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這句老話。未來，在川普二次執政後，以其性格對政策的不確定性，美中兩國關係的走向是否會重回複合相互依賴，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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