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處在碳中和的十字路口
文 / 韋伯韜
在全球追求碳中和的浪潮中，身為地球村一員的台灣，自然無法閃躲，但台灣最難處理的就是環保政策，在經濟跟環保的議題上一直沒有辦法定位清楚。
台灣所有的施政政策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環保政策，在經濟跟環保的拉鋸戰上，一直沒有辦法定位清楚，往往得過且過、能拖就拖，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從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協議、巴黎氣候協定到馬德里會議，都是如此，十幾年來，物換星移，政權更迭，全國能源會議開過多少次，都拿「二○五○年排碳量回到二○○五年（二．九億噸）的一半」，這個二○○八年所訂的陳年減碳目標來搪塞，實在汗顏，二○一九年排碳量二．八億噸，沒有比二○○五年少什麼，其中台塑占一九％，國營企業一五％，台積電三％。政府拿不出政策，當然至今都沒有可供各行各業依循的具體目標與時程。
「綠色經濟方案」首開全球先例
二○一九年十一月，在COP25馬德里會議之前，歐盟宣布二○三○年全面禁售汽油柴油車且減碳五五％、二○五○年達到碳中和，也就是零排放，自許成為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領頭羊，其「綠色經濟方案」首開全球先例，要依產品生產時的排碳量，分別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徵進口碳排放關稅，至每公噸六十歐元（台灣研議中的產業課徵「碳費」，作為與國際「碳關稅」接軌的起步，草案中每噸碳只收四美元），並修改「碳排放交易體系」（ETS），鎖定能源、工業、運輸與家庭等高排放領域，要求相關業者購買碳排放許可，也就是碳權，為自己製造的污染排放付出代價。
減碳已是各國的重要目標
氣候議題是全球列強的最大公約數，淨零排放Net Zero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責任。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積累的碳排放量超標以及環境破壞，已經使不論是富國或窮國，不論是人類或其他物種，覆巢之下無完卵，都要被迫承受汙染地球的共同責任。氣候異常方興未艾，極端氣候塗炭生靈，從降低碳排放量入手挽救地球，不論是各行各業，富國窮國，已是無法迴避的課題。
在以國際貿易的關稅為制裁新規下，世界各國陸續慎重宣布達成碳中和的國家目標年分，以及所要採取的步驟與政策。韓國總統發表「2050碳中和宣言」，發展先進氫能技術、構建碳中和財政專案、推動綠色金融，立法並設立直屬總統府的「碳中和委員會」；中國大陸宣布要在二○六○年實現碳中和，並要將AI技術進一步應用到碳中和相關議題上；英國訂定「氣候變遷法」，二○二五年要「脫煤」，成立獨立機關「氣候變遷委員會」，監督執行進度，任命史無前例的「氣候變遷大使」，專責與各國洽談綠色金融、碳稅、碳交易等議題，追求低碳經濟成長，創造就業，使得減碳之際，經濟依然蓬勃。
台灣要正視減碳的趨勢
反觀台灣，環保署把「溫室氣體管理法」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卻不願把「2050碳中和」目標入法，也沒有跨部會的指揮機制，還停留在敷衍階段。
全球已有三十種以上的碳稅和碳交易機制，促使企業努力減碳降低成本，也能把自己多減的碳賣出去賺「綠金」，台灣對於「排碳總量管制」、「碳權交易制度」仍在議論，目前國際模範生瑞典的碳稅每噸一三三美元、法國碳稅一噸四十九美元，韓國也要三十三美元，台灣議論中的四美元，當然被視為敷衍。
台灣是地球村的一員，不可能是全球追求碳中和的「化外之民」，已經沒有閃躲的空間與時間，到了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地步了，要嘛減排，要嘛除排，要嘛買碳權，沒有其他選項，必須達到排碳正負相抵，不再製造額外的碳，否則必遭國際算帳而出口不了。
然而出口正是台灣經濟的命脈，現在要將減碳像防疫一樣認真對待，嚴肅考核領導人的減碳決心、法令與專責組織以及政策執行力，要在台灣產業被關稅、國際供應鏈減碳及無法碳中和等壓力夾擊的十字路口上，走出一條活路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