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是否每人死亡前均要接受心肺復甦術？
文／醫病平台 方震中（醫學中心急診醫學部外傷及毒物科科主任）
【編者按】台灣在2000年訂定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給予「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的法律地位；接著在2019年通過實施「病人自主權利法」，使國民得以生前預立醫療決定，以避免死前遭受生不如死的無效醫療。然而事實上，在目前的醫療環境，醫療團隊許多時候仍不得不違反醫學倫理「不傷害病人」的原則。一位急診醫學的資深醫師提出一個真實病例，與癌症奮鬥多年的末期病人在最後昏迷狀態下，因為家屬拒絕簽署DNR，使醫師不得不做了不只一次的急救。希望文章可以激起各界更多的省思討論，最後能使台灣社會、法律、醫界對這重要的議題得到更好的共識。
60多歲女性在七年前診斷為肺腺癌接受化療及標靶治療。在四年前肺腺癌轉移到腦膜，在兩年前轉移到脊椎。這一次入院治療後，因病情惡化而急救插管轉入加護病房。主治醫師多次說明，病人的病情已是末期，意識呈深度昏迷，不建議做積極的治療，建議家屬接受安寧照顧及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o-Not-Resuscitate，DNR）。但家屬拒絕簽署DNR，要求一定要全力救治。由於病人家屬不願意簽署DNR，醫師被迫進行急救，結果病人接受了8次的心肺復甦術後才過世。
大多數醫師及病人家屬都認為如果病人心跳停止，除非根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簽署DNR，不然就要接受心肺復甦術。又有人提出醫療法60條：「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因而認定心肺復甦術（急救）是心跳停止時的必要的救治措施。但事實上心肺復甦術並非對所有心跳停止之人都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心肺復甦術有其醫學上使用的對象及不應使用的對象。換言之，心肺復甦術是病人心跳停止時處置的一個選項，而不是對每位心跳停止病人都要進行的處置。因此在歐美各國都建議不應完全由病人來選擇是否接受心肺復甦術，醫生也有權決定是不是應該給予心肺復甦術。甚至在英國，情況緊急時如醫師不在場，授權資深的護理師來判斷是不是需要做心肺復甦術。歐美各國的醫學倫理專家也都認為，如果心肺復甦術的處置是一個無效的醫療，是不應該給予的。
我國在民國89年訂定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給予DNR的法律地位。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應有病人本人或家屬簽署DNR。如以法律條文字面上的解釋，在醫療處置過程中沒有醫師判斷是否應給予心肺復甦術的權限。醫師對於病人或家屬的要求急救（用盡所有方法救到底），幾乎沒有人敢拒絕，醫師都害怕與家屬產生糾紛甚至對簿公堂。常見的情境如：獨居老人或病人與親人長久失聯，病人在意識清醒前若沒有簽DNR，等到病人意識不清且病況危急時，醫療人員均須費盡心力尋找可能簽署DNR的家屬來簽DNR。如果最後沒有辦法依照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來簽署DNR，病人雖為末期疾病，醫師必須給予心肺復甦術。醫師被要求「依法行醫」反而違反了醫學倫理的原則，給予了無效的醫療。不但對病人無益反而可能有傷害（心肺復甦術可能造成病人的肋骨斷裂等傷害），另外也浪費了寶貴的醫療資源。
根據臺大醫院院史記載，高天成院長於民國53年7月27日起意識不清依靠呼吸器維生。8月13日上午10時，臺大醫院高級主管與高院長家族開會，決定停止使用呼吸器。上午11時拿開呼吸器，高院長於下午1時7分逝世。在58年前，沒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沒有法律規範如何可以撤除呼吸器。我們的前輩老師就依照大家心中的共識準則（醫學倫理），進行了十分痛心但正當的撤除呼吸器行動。在民國89年訂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前，我們也會在與病人或家屬的良好溝通後，在病人心跳停止時不給予心肺復甦術。各種的醫療法律訂定幫助我們遵循醫學倫理，但法律訂定無法面面俱到，「依法行醫」反而造成了違反醫學倫理的結果。給予醫師在醫療處置過程中判斷是否應給予心肺復甦術的權限，並不會犧牲病人權益，因為醫師一定是在有充足證據的情境下，才敢不給病人心肺復甦術。無效甚至有害的心肺復甦術不屬於醫療法第60條之「適當急救」，不給予這些治療才是符合醫學倫理準則的行醫。
本文經醫病平台授權刊登於《卓越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