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財經

中國大陸「做個負責任的大國」的承擔與風險

RCEP是否為一帶一路的「借殼上市」抑或「一體兩面」

文/蕭衡鍾

在中國大陸的「十四五」規劃中,對於整合其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雙循環」經濟和「2035遠景目標」有其具體規劃,號稱是中國大陸新一輪的對外開放,其中一個重要的落實對策就是「一帶一路」倡議。    

中國大陸已經成為資本淨出口國,越來越多國內投資者將會在海外尋求投資機會。從「一帶一路」過往的成績來看,的確為沿線國家帶來了諸多機遇,涉及一系列對外援助協議,或是通過直接提供、與其國有企業合資,以及通過基金、無息貸款或優惠貸款等方式,為有助於貿易流通和經濟發展的交通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提供金融支援,而需要融資來建立新港口、建造運輸設施或更新現有設施的國家也樂於接受,因為中國大陸長期採用的無附加條件的投資將受到這些國家的青睞。 但「一帶一路」遠不止於共同經濟繁榮,因為這明顯是需要政治信任和安全合作作為基礎的。從這點來看,「一帶一路」的「中國中心主義」色彩十分明顯,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勢力,以及發揮的作用與利益都越來越大,對於過去長期於這些地區作為主導勢力的美國、印度和俄羅斯來說如鯁在喉,引起了一直以來對於「一帶一路」是否為「中國威脅論」的疑慮與爭論,而其最終是否會演變為由中國大陸所主導的某種排他性俱樂部,並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面貌來取代由其他大國創立的區域經貿協定,值得關注。  

RCEP被視為實行「一帶一路」倡議上的重要媒介

在區域經貿整合的「國際大局」方面,《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對「一帶一路」有極大助益。RCEP由十五個成員國經貿部長在儀式上正式簽署該協定,形成了以東協十國為基礎的全球最大規模「10+N」自貿區,可以說是東亞共同體的進一步成型。 從「東協+1」歷經「東協+3」,再到現在足以與北美自貿區歐盟市場並駕齊驅的「10+N」,其中都有不可或缺的國家—中國大陸這個「世界市場」,對於東南亞此新興「新世界工廠」的影響力不言可喻。 中國大陸除了欲藉由RCEP爭取制定國際規則的話語權、還有爭取排除美國干涉的區域治理主導權外,RCEP也被視為是中國大陸在實行「一帶一路」倡議上的重要方式及媒介平台之一,因此RCEP的成立及其與「一帶一路」之間的緊密關聯性,對於中國大陸在貿易戰擴溢至金融戰與科技戰、疫情戰反覆延燒態勢的內外部具體情況中,在落實其「雙循環」經濟和「2035遠景目標」的道路上具有重要影響。  

中國大陸所提供的國際公共財能否持續支撐

多邊競爭是世界發展中不可避免的,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已有多達一百多個國家加入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毫無疑問地,亞投行的成員構成體現了中國大陸的世界影響力,但也意味著可能面臨著機構內部限制的增強。

中國大陸所認知的全球治理強調國際建制的多邊合作,隨著歐洲國家(如德國、英國)以及其他大國(如澳洲)先後加入亞投行,中國大陸可能會遭遇現實壓力,即需要確保亞投行能夠維持標準和實踐的多樣性;簡而言之,想要成為世界領導者,就必須接受隨之而來的負擔和責任,也就是中國大陸所標榜的「做個負責任的大國」。

然而,自中國大陸上升為一個經濟大國以來,基礎設施建設一直是其用來影響其他國家的主要援助戰略,中國大陸在基礎設施援助上花費數十億美元也面臨機會成本。中國大陸的「新常態增長理論」旨在改進增長的品質,不再一味依賴於國家財政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出口,而更多依靠國內消費的增長,但是「一帶一路」卻與此目標相悖,它反而更加刺激了國家資助的基礎設施資金流,並加劇了國家赤字。

畢竟,就「宏觀調控」的操作手法來說,「強國家─弱社會」的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環境自然是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得相對好管控,而從「一帶一路」到亞投行這塊龐大且廣泛的公共財是否中國大陸所能掌握得住的、還是會像漣漪般變成一個無底洞深淵,是需要長時間觀察的,畢竟美元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霸權地位是長久以來經歷過各種因素所形成的,並非在短短十年間一蹴可幾。  

本文作者蕭衡鍾 國立聯合大學、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青商總會大陸事務委員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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