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一體兩面
受到歐美抵制與普及度不夠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仍存在阻礙
文/蕭衡鍾
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個長期發展戰略,是指人民幣實現境外流通,並在國際上被廣泛用做計價、結算、投資和儲備貨幣的過程。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二○一三年九月七日在哈薩克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同年十月三日在印尼提出共同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主張後,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於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海南博鼇亞洲論壇上,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代表「一帶一路」倡議與發展戰略進入全面推進建設的階段,而在「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必將加大人民幣的使用範圍、加強人民幣在國際範圍內的流通,這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挑戰。
「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 互為促進
挑戰既是危機、也是轉機,更是國際經貿與區域整合的發展良機。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個長期發展戰略,目前人民幣跨境使用快速發展,在跨境貿易和投資、外匯交易、國際支付、國際債券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人民幣國際化的本質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大陸主權信用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地位,在國際政治與經濟緊密結合的情況下,象徵著中國大陸影響力與話語權的提升。
事實上,人民幣已在中國大陸周邊國家範圍內普遍流通和使用,特別是在疫情之後的復甦下,隨著旅遊業的蓬勃發展,中國大陸前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旅遊的遊客數目遞增,遊客購物行為的出現,使人民幣在境外得到了流通;而港澳地區雖然也有自身的貨幣,但兩地本就與中國大陸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人民幣的流通和使用更是普遍。然而,儘管人民幣周邊化進程已取得較大發展,但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卻一直沒有太大的提升,顯示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人民幣的國際化仍有幾項障礙存在。
「一帶一路」背景下 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障礙
首先,是美元與歐元等「霸權貨幣」的隱性排斥與抵制。人民幣國際化除了經濟因素以外,政治因素亦不可忽視,在美國試圖重掌霸權、東西方政治理念與價值存在根本差異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經濟阻力,或多或少束縛人民幣國際化現實潛力的發揮。 人民幣國際化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反應,畢竟在美中「戰略競爭」白熱化之際,貿易戰已擴溢至貨幣戰與科技戰,因此,美國不會輕易放棄美元的霸權地位,將長期和英國、日本等發達資本市場國家結成政治經濟同盟,而歐元區國家也會維護其既得利益,歐元和美元這兩大霸權貨幣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固守世界金融霸權利益格局,他們的主體國可能採取各種措施來單獨或聯合抵制和阻礙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其次,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的衝突。在不同區域發展背景下的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衝突,人民幣國際化同樣面臨著貨幣經濟和貨幣政治風險,既包括地緣政治環境風險,也包括沿線國家經濟發展不均衡的風險。原因在於「一帶一路」的路線貫穿歐亞非大陸,東邊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西邊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是廣大的腹地國家,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十分不均衡,自然合作平臺也會不同。 這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合作較為鬆散,金融一體化程度較低,僅僅停留在協商對話、協定簽署等初級層面,對於整體金融發展沒有統一、成熟的長遠規劃。而缺乏區域性金融中心和成熟的金融合作組織,也從而影響區域金融合作的進一步深化,甚至制約了人民幣國際化吸納資金的能力。
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上 還不夠活躍
再者,人民幣接受程度及資本項目也有障礙。總體而言,目前人民幣尚處於由周邊化向區域化進化的階段,與其他國際化程度較高的貨幣相比,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中的使用普及度並不高,人民幣還未被國際社會大規模接受。同時,在目前條件下,增加境外人民幣存量的管道有限,只有進口貿易人民幣結算、包括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在內的境外人民幣投資、出境旅遊等有限的幾條途徑,使人民幣在外匯交易中的比重非常小,交易也不夠活躍。 最後,中國大陸國內金融機構組織體系的國際化程度也較低。人民幣國際化必須有國際化的金融機構載體來實現其目標,但是現實的問題是,目前中國大陸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服務集中在進出口銀行,其業務集中在大企業和大項目上,大多數的民營企業實際上難以獲得其政策性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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