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美日安保體制中的戰略地位

重要的地緣位置   讓台灣成為戰略利益的交匯之地

文/蕭衡鍾

台灣的地緣戰略地位造就了台灣因素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台灣獨特的地理位置無論對中國大陸，還是對美國和日本都有相當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也是中國大陸、日本、美國三國戰略利益的交匯之地，這是至今「台灣問題」敏感性的最深層原因。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美國的國土並不是位於東亞地區，但是美國卻認為他在這個地區有著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重大利益，並力圖維持主導該地區的安全事務。

地緣戰略與國家利益

美國一方面繼續保持著在東亞地區軍事力量的存在，在日本和南韓分別駐有軍隊，以維護美國和日本、南韓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國又以領導者的姿態平衡該地區的各種力量，以營造一個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東亞格局。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認為，美國先後以武力對抗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軸心國和前蘇聯，但美國並不是出於對自由及正義的抽象愛好，而是因為美國認為其最重要的國家利益受到了威脅。只是在過程中，美國常將自己國家的利益當作是自由世界的利益來執行，而其他國家的利益也必須先經過美國的同意才能執行。

在實力政治的角逐中，作為戰略主體的國家總是活動於一定的地理環境中。不同的空間分佈狀況，對國家的利益和權力會有不同的影響，並導致國家會有不同的戰略追求。國家在進行戰略謀劃時，常必須考慮到地理環境的影響，馬漢（A. T. Mahan）就主張一個國家的海上力量取決於六個因素，包括有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範圍、人口規模、民族特性及政府政策。

在馬漢的理論中，一個想要成為強國的國家，是必須要控制海洋，特別是在那些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海上通道和咽喉地區。如果一個國家可以控制這些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海上通道和咽喉地區，也就可以形成對陸地國家的壓迫和箝制。歷史上歐洲的威尼斯、荷蘭、英國就是典型的例子，十一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威尼斯就是靠著自己的地理位置，控制地中海的貿易，進而稱霸地中海的商業。

而十七世紀的荷蘭雖然在歐洲大陸沒有實質的發展，但繞過非洲卻收穫豐富，也曾一度佔據過台灣。其後的英國更是一個典型的事例，英國一方面利用英吉利海峽，避開與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戰爭；另一方面又全力發展海上力量，掌握海上的生命線，保護英國的商業和海上交通的安全。十九世紀的英國就是在控制了主要航道、海上咽喉要道，由此建立起龐大的日不落國。

因此，在現今的國際政治中，國力已經不是決定在國土的面積大小、人口的多寡等因素，而是體現在國家參與國際事務時所能發揮的力度。而這力度的強弱，依馬漢的論點中，其一是需要衡量這個國家能夠控制多少戰略要點。

美國與日本對台灣戰略位置的認知

台灣戰略位置的價值並不是冷戰後才被美國所重視的，在十九世紀時，美國就已經知道台灣具有豐富的資源、良好的戰略價值，以及發展貿易的位置。一八五四年時，美國的海軍淮將培里（Com. M. C. Perry）率領美國軍艦在訪問日本之後來到台灣，就對台灣的資源進行了調查，並上書當時的美國政府，建議佔領台灣為美國的殖民地。

培里在報告中提到：「台灣的地理位置使其非常適合於作為美國商業集散重點。從那裡，我們可以建立對中國大陸、日本、琉球、越南、柬埔寨、泰國、菲律賓以及一切位於附近海面島嶼的交通線。台灣在海軍及陸戰上的有利位置，是很值得考慮。另外，該島直接地面對中國大陸許多主要商業口岸，只要在該島駐守足夠的海軍，它不但可以控制這些口岸，並且可以控制中國大陸海面的東北入口。」

但是當時台灣的戰略地位並未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一直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以台灣為南進基地後，美國才開始重新注意台灣的戰略位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的前一天，日本對呂宋島的美軍進行密集的轟炸，日本的轟炸機就是以台灣為基地，此後美國對台灣的戰略地位才有了深刻的印象。

二次大戰後，時任美國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一九五○年五月和六月兩次向美國華盛頓提交了關於台灣戰略地位的備忘錄。麥克阿瑟聲稱：「台灣，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戰略上講，都是美國從阿留申群島至菲律賓的遠東防線中極其重要的一環。一旦戰爭爆發，如果美國控制台灣，就可以鎖閉共產黨的交通運輸，使蘇聯不能獲取或大大削弱其獲取東亞和東南亞的戰略物資的可能。如果此地落入共產黨的控制之下，敵方的力量將百分之百地增長，連共產黨的輕型飛機都可以攻擊美國在菲律賓的設施。」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二八號文件」更明確指出台灣對美國在遠東地區地位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三項政策主張：第一、在必要時採取單方面行動，確保台灣能用作美國軍事基地；第二、第七艦隊繼續行使保護台灣的使命；第三、發展台灣的軍事潛力。冷戰期間，在美國的東亞圍堵政策中，台灣確實發揮了戰略上的價值。

台灣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冷戰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力的不斷成長。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就曾直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時代」，基於美國與日本在對中國大陸的政策上是擁有共同的利害關係上，美國與日本將會合作來箝制中國大陸。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認為，中國大陸不僅在國內，也在與其他國家的聯合聲明中大力培育出一種與美國價值對抗的信條，可能會催化出一個實質上台灣、美國、日本的海上聯盟，因此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必須干預，不是替台灣分立於中國大陸打算，而是替美國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打算。」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也提到如果以台灣海峽的安全為代價向中國大陸讓步，則「美國與日本亞太事務的領導地位勢將弱化，對攸關自身的重大利害與生存問題，也將失去發言權。」

美國與日本的安全結盟雖然是冷戰時期催化出來的產物，但是在冷戰後美國與蘇聯兩極格局瓦解後，不僅是繼續存在而且不斷地被強化，原因除了基於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讓美國一直視為是美國亞太政策的基石和關鍵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針對北韓和中國大陸的行動能有所防範，而台灣在其中佔有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美國與日本對台灣海峽的關注，是基於國家利益、區域安全以及經貿發展為考量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