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動全球政經產業新局勢 引發各國關注
文/李振麟
美國就是以色列的背後梁柱
「以巴戰爭」中，美國藉由駐區海軍艦隊來表達對以色列支持，長年以來，眾所皆知「美國」就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軍事後盾力量，以色列轟炸「加薩走廊」的飛機與導彈都是美國製造的。美國不斷地對以色列國防軍事進行補給，不僅獲取可觀營收，也間接經由以色列來掌控中東地區的政治與金融監控。
近幾個月以來，以色列以「哈瑪斯恐攻」為理由，對於加薩走廊百姓瘋狂式無情攻擊，包含醫院、孩童，甚至於慈善組織車隊在加薩，都成為以軍殺害的對象，如此毫無選擇性的殘酷做法，造成上千百姓傷亡，引起全球憤怒以及各國交相指責，甚至於觸動中東各國有史以來的大團結，這樣的發展趨勢是美國始料未及的。如果衝突蔓延到「黎巴嫩」及「敘利亞」，將變成「伊朗」與「以色列」間的代理人戰爭，所要付出的經濟損失代價更是難以估計。
而拜登政府受不了每天飆高的「加薩走廊」無辜百姓傷亡數字，在全球的交相指責壓力下，避免外界將「以色列」的行為歸納為拜登政府在背後的默許。目前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美國境內也有數百萬的中東選民，許多校園都出現了一系列的譴責抗議活動，還有猶太學生的個人安全也因此遭遇威脅，大量同情「巴勒斯坦」的關鍵性選票因此流失，面對今年十一月份的總統大選，拜登的選情並不樂觀，如此一來勢必造成衝擊，拜登因此震怒，並直接警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必須即刻停止戰爭並改變作法。
以色列的惡劣作為，也引發中東穆斯林國家的強烈抗議，導致中東各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漸行疏遠。尤其是「葉門」反政府武裝組織，因不滿「以色列」的不人道行為，多次以飛彈、無人機與導彈裝備，對以色列進行反擊，也同步鎖定「紅海」地區的國際商船進行攻擊，造成所謂的「紅海危機事件」。
紅海危機導致許多來往歐洲與亞洲間的商船被迫避開戰爭水域，轉而遠行繞道「南非好望角」，促使貨品航程增加長達數月以上時間，也因此造成歐亞航線的運費翻倍暴漲，對於全球外貿交易與製造業成本，都造成極大傷害。
以巴衝突對於全球金融市場也產生相對影響，起初衝突升溫後，避險情緒高漲，「美元」、「石油」與「黃金」價格皆紛紛跳高，另外「美元」與「國債」也同步走高。尤其是中東地緣政治衝突下，最大的影響就是「石油價格」，「The Economic Outlook集團」首席經濟學家Bernard Baumohl表示，以巴衝突若擴大，將可能再次引發通膨，更不利於「聯準會Feb」致力於壓制通膨在二％目標，因此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希望以巴戰爭能盡快滅火。
聯準會拖延降息時間
在經貿政策方面的影響有：
一、銀行金融貨幣利率皆按兵不動：通膨對於全球經濟造成一定程度影響，雖然「聯準會」將目標訂在二％，卻不見任何進展。鮑爾聲稱，目前通膨情況，仍然是高於疫情前水平，尤其是美國商品與房價仍然偏高，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來觀察，央行的利率策略是傾向於按兵不動，直到通膨數據發生明顯變化，當然，這一切最終會得到答案的。
二、沒有明確的降息時間表與條件：因為聯準會遲遲拖延降息時間，又不斷以各種理由來搪塞，政策上繼續保留彈性空間。「聯準會」的思維是想隨著時間推移，慢慢將通膨降至二％以下，因此當被社會大眾詢問，到底在什麼情況下，才會開始進行利率調整？鮑爾僅表示：「只有當我們看到具體情況時，才會有所作為。」而無後續指示，如今暗示九月份可能降息，如此唯有那時刻到達時，才會看到真正答案。
三、降低停滯性通膨的衝擊隱憂：因為市場上完全不清楚，央行何時才會有明確的降息指令，降息完全依據於相關數據，如果勞動力市場因此走向疲軟一途，則聯準會就必須即刻啟動降息開關。如今美國境內生產毛額 (GDP)，已經顯示美國經濟出現緩慢成長，消費力道也呈現萎縮，人民對於美國經濟可能進入停滯性通膨，如今聯準會的任何動作，都有可能引發市場上的過度聯想，因此「以靜制動」應該是聯準會目前的金融對策。然而近期，美國就業數據出現轉弱跡象，市場認為Fed啟動降息的時間應該是不遠了。
四、降息牽動美債利率：多年以來「債券」和「存款利息」息息相關，今日美債殖利率躍上四％至五％，進而吸引散戶紛紛進場，投資客在「聯準會Fed」還沒啟動降息之前，先鎖住高殖利率，並將「錢」轉進美國債券基金，以求圖利，但也同步推升了債劵票面值並降低利息利率。聯準會面對龐大的債劵市場利息壓力，將每月減持的六百億美元公債上限，放慢至二百五十億美元，再將每月應贖回的抵押擔保證券(MBS)上限，維持在三百五十億美元不變，以此來減少美國債劵每月的發行數量。
鮑爾表示：「放慢縮減速度，並不是促使資產負債表小於原本的幅度，而是期待漸進地接近所設定的通膨目標。」雖然央行一再延遲降息，降息也牽動債劵走勢，但是貨幣降息的那一天終會到來，美國經濟的衰退，也同步影響到債劵的票面價值，美元與債劵等金融商品，在國際大環境中，讓所有投資客更如同霧裡看花。
美元貨幣貿易逆差
聯準會持久不降息，讓通脹持續保持「高位利率」，企圖以資產與貨幣回報率大於世界各國的定律，吸引大量的投機基金投入美元貨幣。近幾個月以來，全球資金明顯流向美國，「美元堅挺」也同步加劇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以美國出口的「石油」與「金屬原料」等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來計價，然而進口國家，則是以「美元」購買這些大宗商品，也必需要兌換更多的本國貨幣，甚至於面臨高額的利息帳單。
美元高漲對於進口到美國有利，因為會變得比較便宜，卻不利於美國品牌出口，會變得比以前還貴，也更進一步擴大美國的貿易逆差，如此發展下去，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經濟利弊變化，完全不得而知。儘管總統拜登，已多次與本國製造業洽談以解決逆差問題，卻不見得有效。唯一可以確定的方向，如果在美國經濟放緩下，還要面臨高利率的通貨膨脹，對於經濟的發展面，將出現更為不利的局勢。
強勢美元政策 帶給亞洲貨幣劇烈影響
亞洲各國皆面臨美元匯率衝擊，近而呈現強勢貶值效應，其中以「日本」與「韓國」遭遇的貶值衝擊力道最大，因為日幣與韓幣的大幅貶值，帶來難以控制的國內經濟，日本央行在歷經數十年以來的低經濟煎熬後，唯有反向執行「貨幣升息」，才有可能真正解決長期以來的負利率時代。
然而今日超額的日元貨幣貶值，造成消費者與投資者對於日本經濟喪失信心，也造成更多資金匯出轉往國外。強勢美元雖然有助於緩和美國國內物價上漲，卻也造成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消費購買力下降，嚴重影響他國的貿易經濟，美國輸出自己國家的金融問題，卻讓所有人來面對。
如此現象在中國大陸也發生，本來中國大陸經濟已經深受一連串的「房地產破產」與「通貨緊縮」等蕭條困境，為避免貨幣過度弱勢下，不斷推出各種財政策略來緩和，期盼能將貨幣的區間價值控制在一個範圍內，如今強勢美元的出現，促使人民幣更加朝向貶值幅度邁進，對於北京財政單位造成極大壓力。
共和黨並不認同民主黨財政政策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首席經濟顧問，也曾經是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營運長的「Cohn」表示，民主黨的長期高利率政策，並不利於現今市場情況，因為「貨幣政策」與「財政規劃」本就息息相關。民主黨的財政政策會直接影響到投資者對於金錢的使用概念，在市場投資者不願意承擔風險下，將會造成更多的資金投入「政府債券」，龐大的債劵利率，也將大幅增加政府更多的財政利息支出。
債劵基金投資認為，現今聯準會高利率政策下，可以透過六個月期的國庫券獲得五．三％或五．四％的高利回報，為所有投資人嚮往。傳統運作上，投資者都會以「金融商品」為第一選項，後續才考慮到債劵。如今商品投資的思維已經改變，資本進出的風險節奏也發生變化。高盛分析師「卡馬克什亞·特里維迪」表示，就因為通脹不消退而持續保持高利率，且當市場經濟增長出現放緩時，投資者自然會將資金轉向「風險低、利息高」的國債。但是財政政策上，長期處於不降息政策，將會帶來更麻煩的金融貨幣影響。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團隊表示，對於其他國家的進口商品要提高關稅，並同時運用美元「貶值」的雙重財政下，才有利於重振美國經濟。然而「德意志銀行」表示，依照川普的策略，今日要達成消除這種封閉性經濟的貿易赤字目標，美元至少要貶值二十％，才能達到經常帳面平衡。然而如果進口商品多數已經採取美元計價，如此一來，美元貨幣可能需要貶值到四十％，才能發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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